正因为车马文化观念的深入，古代凡属重要的社会活动，都要安排上十分排场的车马仪仗。譬如重要的祭杷活动，婚丧嫁娶等等。祭祀话动以皇帝祭天地社稷最隆重，往往千乘万骑，气势豪壮，此外，还有地方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，都要求最好的车马仪仗行列。

古代的嫁娶中，车马当然是体现双方家庭地位的标志，一般比较隆重，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云；“富贵嫁娶，车车并各十，骑奴侍童夹毂节引，富者竟欲相过，贫者耻不逮及”。能以车车并各十嫁娶的，地位并不是太高，却比“有盐铜之利，户专山川之才，居给人足，以富相尚的”地方官吏高多了。这些有“盐铁之利”的“专业户”，娶嫁中设太牢之厨膳，妇女有百辆之陡车”，虽无资格于“车车并”，却能有众多的陡车，反映了汉时车辆制度的松驰。

古代丧葬中用车，则是今天最容易体察的方面，丧葬用车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一是送葬，一是陪葬。其隆重程度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厚葬隆祭久祀的特点。

送葬的规模一般是以进葬的车辆多寡来衡量的。送葬车辆既反映出死者的地位高低，叉同时标示了治丧者的家世，所以往往要倾其家力，甚至千方百计僭越规制。《汉书·剧孟传》云：“孟母死，自远方送葬盖千乘”，其规模就够大了。然而和汉霍光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。《汉书·孔光传》载：“光薨，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輓送，车万余辆，道路皆举音以过丧，军士列阵以送。”

送葬的盛仪往往超过生时，陪葬车马的规模也往往很大。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云；“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．死乃崇丧，多埋珍宝偶人车马”。

《后汉书·礼义志下》则清楚记载着大丧的明器规格，其中车马规定：“輓车九乘，刍灵三十六匹”。

考古发掘中稍有点规模的秦汉墓葬，都有车马随葬，很少有例外，最能说明车马文化在丧葬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
使用车马随葬当然不自秦时起，但是秦始皇帝的车马随葬却是已知规模最大的随葬。已探知埋葬的马匹不仅仅是陶马，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活马，在陵园外东侧和陵园内西侧都发现有大量的马厩坑，埋葬有数百匹活马，埋葬的各种车辆则至少有一百多辆，铜车马是它的最典型的代表。秦陵铜车马随葬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车马文化在丧葬领域里的意义。

正是纷繁复杂的车马礼仪实践，构成了色彩斑烂的车马文化的基本内容，并且长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着特定的作用。